在争取外部援助的征途中，共产国际与苏联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从早期对中共的经济援助到抗战期间的鼎力支持，这些资金对于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难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及时送达的紧急援助，对中共的革命事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可以说，在国人对于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认知中，俄国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影响力无疑清晰而显著。
在2022年3月发布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15卷第2期中，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援款如何抵达延安——中共接收80万美钞援助的案例分析》的论文。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便始终仰赖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扶持，尤其在资金支持上，这种扶持显得尤为关键。这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
尽管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主要聚焦于共产国际对中共援助的途径与资金规模。但遗憾的是，关于中共如何具体接收这些援助的细节，相关研究却相对匮乏。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资金中，尽管包含了一定比例的中国货币，但以卢布、美元和墨西哥元为主流。
中共中央在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遭遇了延安地区外汇兑换条件匮乏的实际难题。关于中共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以及如何确保经费安全地运送至延安，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然而，鉴于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途径和方式变幻莫测，且中共接收援助的过程处于高度机密状态，全面洞察其背后的细节殊为不易。近日，在梳理一系列历史文献时，我意外触及一则有关中共接受共产国际自法国汇寄的80万美元的典型案例。这一事件或许能够为我们揭示事件的诸多细节，进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解析这一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陕前援款接收，陕后经济难。
长久以来，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所提供的财政援助，出于“避免外界察觉莫斯科在建立及资金运用上的支持”，相关信息一直被严格界定为“绝密文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共产国际与苏维埃俄国向全球范围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的档案资料逐渐被披露，相关历史真相亦逐步浮出水面。对于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我们也逐渐获得了更为详尽的认知。
支持各国共产党推进革命进程，乃共产国际肩负的核心职责之一，其中经济援助作为这一使命的关键组成部分，显得尤为不可或缺。按照共产国际既定的程序，各国共产党在申请财政支持时，需向共产国际提交详尽的理由阐述和预算明细。这些文件随后将接受专家的审核，并据此制定总预算，最终由俄罗斯共产党接收。（布）中央确认转拨。
依据已公开的资料，共产国际对外提供的经济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从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到卢布、美元、墨西哥比索等多种货币形式。通过利用珠宝、钻石等体积微小的贵重饰品实施援助，这一方式主要得益于其轻盈便携，便于隐蔽携带并跨越国界。在运输环节，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将这些珍贵的珠宝和钻石巧妙地藏匿于运送者的皮鞋鞋底或鞋跟内。然而，经现有资料的深入分析，共产国际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过程中，鲜少涉及珠宝、钻石等贵重物资。。俄共（布）在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门呈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出售钻石的过程往往显得漫长。自那时起，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援助资金，主要采用货币形式，涉及的货币种类包括美元、英镑、法郎、卢布、瑞士法郎以及墨西哥元等。这些资金的传递，主要通过携带现金或通过汇款的方式进行。
特派专员随行，通常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外交使节以及与莫斯科保持紧密联系的中共干部组成。他们常常携带共产国际的资助经费。在常规操作中，指定专人携带援助资金可以高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尽管此举能确保紧急款项能够及时到达，但携带的金额通常较为有限，且在途中亦容易遭遇各种意外状况。
汇款转交遂成为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输送援助的关键渠道之一。。在中共中央迁至陕西之前，共产国际的援助资金通常会被汇往北京、上海等城市，随后通过中间人的协助，辗转送达中国共产党手中。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宋庆龄不止一次地将共产国际的援助金转交给了中共。而且，共产国际还利用我国境内的情报机构以及领事馆，秘密传递援助资金。众所周知，牛兰夫妇曾在上海创立了大都会公司，共产国际的援助资金也常经他们之手，传递至中共。
牛兰夫妇
在牛兰夫妇被拘捕的关头，左尔格迅速担起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络重任，他倾尽全力，积极为中共转递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资金。此外，共产国际还通过在我国设立的商业实体，成功进行了资金的转移与分配。苏俄远东银行于哈尔滨设立了其分支机构，旨在为共产国际在满洲乃至全中国的各项活动筹集必要的资金。该行积极采购金锭，将这些贵重金属运送至莫斯科，同时出售在苏俄搜集到的珍贵物品，以此兑换外汇。此外，它还为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人员提供了专门的往来账户。同样，苏俄茶叶贸易的官方机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也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个机构不仅成为共产国际代表们频繁会晤与联络的固定场所，更扮演了多次代中共秘密转账资金的隐秘基地。维经斯基给俄共（布）“此乃位于上海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遗憾的是，汇款的传递往往耗时颇长，这一现象使得众多工作进度受到严重影响，有时甚至导致员工的基本生活费用都无法得到保障。”
中共一方面急切地向共产国际寻求援助，但共产国际及苏联的财政支持往往滞后，且援助金额波动不定，加之经费移交过程中诸多不便，使得资金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更难应对的是，随着国民党在上海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中共中央不得不将办公地点从上海迁移至苏区。尽管部分援款得以转寄，但中共所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据向忠发披露，共产国际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资金支持，金额高达一万五千美元。其余经费主要来源于对地主财产的没收，随后将其转化为现金及纸币，以此保障上海中央的供应。斯诺亦曾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所谓“实际财政支持”实际上显得相当有限，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总体影响力亦呈现出相似的情形。（不仅仅是中国）尽管总经费仅有每月15000美元，与那些涌入我国、用以资助亲日及纳粹法西斯宣传的巨额资金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中国共产党所获得的国际物资援助，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任何一支军队所接受的援助相比，其数量都显著减少。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已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针对此形势，苏联及共产国际增援了我方的经费支持，但援助的强度依然薄弱，宛如杯水车薪，难以弥补巨大的开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中共中央在1934年10月从江西与福建撤退后，一度面临财政援助的断绝，援助渠道逐渐陷入停滞。
1935年10月，历经漫漫长征的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尽管中共中央在此扎根，但要在陕北稳固立足并非易事。这片广袤的土地人迹罕至，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与人为的动荡，资源匮乏。加之长期承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封锁，陕北的经济状况极为艰难，财政拮据、经济滞后、生活困顿，成为了陕北根据地的普遍景象。尤为关键的是，中共在陕北的根基尚未深厚，根据地建设尚在初级阶段，这一状况直接影响了陕北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当时，数以万计的党政军人员亟待供养，红军亟需补充军需物资与枪支弹药。随着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红军人数的激增使得原本的困境变得更加棘手，迫使我们必须向张学良与宋庆龄寻求宝贵的援助。
“我们每月将获得300万元的资金援助，同时亦将发起一场覆盖海内外华侨以及全球工人的募捐行动。”1936年8月，中共中央向王明发出紧急电文，着重指出：“陕北与甘北的苏区人口稀少，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不宜长期驻军。”同时，强调红军在财政和粮食上已陷入严重困境，迫切要求其即刻向苏联申请援助。若无法获得及时的援助，“我们只能考虑放弃现有的陕甘宁苏区”，这对当前局势极为不利。中共中央积极寻求外部支援，同时坚定地发起了宁夏战役，旨在逆境中寻求生存的转机。然而，宁夏战役的预定目标尚未达成，紧随其后的严酷寒冬更是加剧了红军的寒苦与伤病之重。共产国际的支援亦未能如约而至。面对这一刻不容缓的局势，中共立即向共产国际紧急申请资金援助，明确要求“无论五万或十万，务必尽快到位”，并强调“每拖延一日，红军中因饥寒而牺牲的战士将增多一名，这绝非革命之福”。
初至陕北，根基尚显薄弱，财政状况亦陷入严峻的紧张状态。努力寻求宁夏的合作，以期从新疆获得支援的方案，终未能如预期般达成。与此同时，试图将陕北的根据地与外蒙古相连，进而与苏联建立联系的设想，亦未能如愿以偿。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步伐日益迫近，苏联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济援助如期而至。
1936年9月20日，共产国际便就向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同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报：“我们将提供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资助，以确保贵方能够在国内自由采购所需物资。”11月3日，共产国际慷慨解囊，提供援助物资总计1160吨，并着手制定专项拨款援助计划。至11月12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明确指出：“鉴于经济援助的具体情况，难以按月执行，因此决定对贵党的总援助金额定为55万美元，其中首批援助金25万美元已安排寄出。预计贵党将在11月底前，在上海指定收款人处顺利完成接收。”在财政经济形势极端严峻之际，中共有幸获得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资金，这无疑给团队注入了巨大的士气。然而，随之而来的重大考验是确保这些资金能够安全无误地送达延安，以缓解当时的燃眉之急。这一问题也迅速上升为中共必须优先解决的核心课题。
援款转延安路径与方式
共产国际对延安的资助款项，过往多通过苏联在乌鲁木齐或兰州设立的总领馆及军事设施，历经曲折，最终抵达延安。然而，对于急切需要资金支持的延安来说，这一途径由于耗时较长且效率不高，很难满足其迫切的需求。凭借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的物流枢纽作用，依托其完善的交通网络，物资的流通速度得以大幅提升。在中共中央迁至陕西的那段关键时期，正是借助天津、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成功地将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资金进行了有效转接。
当时，在北方局的坚定领导下，天津的组织力量实现了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多次通过电报向共产国际发出指令，要求将援助资金从天津调配至延安。“请问王先生的近况如何？请您就座。”随即便有人将款项交予了他。何松亭，这位张闻天曾提及的人物，早年便投身银行业与金融行业，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验。在南汉宸的举荐之下，他得以加入党组织，全身心投入于秘密的交通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天津边业银行的出纳职务。鉴于延安财政状况日趋严峻，张闻天火速向王明发去电报：“恳请即刻动用天津的支付途径，汇寄一笔款项，以缓解当前的燃眉之急。我方交通人员已在该地做好接应准备。”北方局的高层领导与精通银行业务的隐蔽交通工作者紧密协作，使得天津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成为了共产国际援款的重要接收枢纽。与此同时，上海凭借其卓越的交通与通讯网络，更是成为了中共获取援助资金的关键通道。
宋庆龄
中共中央首次抵达陕北时，远在沪上的宋庆龄便迅速成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在某一特定时期，她的上海寓所几乎变成了“唯一能够让共产党员们互通信息，并持续与苏区——乃至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通道”。对她伸出援手的声音络绎不绝，而她始终慷慨无私地提供帮助。初抵陕北之际，中共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在此援助款项中，5万美元的一部分于1936年年底，被特地运送至上海，交由宋庆龄女士妥善保管，后由她转交给中共中央。“我们已经派遣冯雪峰同志前往那里开展工作。”一旦共产国际提供援款，张闻天立即指示王明将款项转往上海，“通过孙夫人亲自转交，我们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资金转账，可以有效确保资金的安全。
借助上海的转交渠道，我们得以有效利用其领先的金融和证券资源，兑换所需的外币。延安接收到的共产国际提供的货币种类繁多，包括美元、英镑、卢布、法郎、瑞士法郎、墨西哥元、荷兰盾以及白银等。其中，不少货币在中国流通极为罕见，兑换时亦不可避免地产生损失。以荷兰盾为例，在兑换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显著的损耗。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发出的电报中曾指出，在上海兑换荷兰盾时，需承受高达2.75%的折损。面对这繁杂多变的货币体系，只有在金融体系完善、证券市场成熟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货币兑换的顺畅。作为全国金融的中心，上海无疑为货币兑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最新披露的信息，章乃器与章秋阳在援款兑换领域扮演了核心角色，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章乃器，兼具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与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的双重身份，更是一位心怀家国情怀的杰出人物。他屡次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为中共的货币兑换事宜提供了有力支持。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章乃器便鼎力协助中共，将自苏区运来的金银悉数兑换成流通的钞票。即便在大革命遭受重创之时，他仍秘密协助中共迅速转移资金，凭借高超的策略成功绕开了国民党的严密搜查，成功化解了一场潜在的灾难。章秋阳，乃章乃器的胞弟，昔日与陈云同在商务印书馆并肩奋斗，后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大革命的风雨锤炼，章秋阳凭借兄长在金融界的广泛人脉，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活跃于商场，成为商界一颗璀璨的新星。中央苏区运送的金银被兑换成法币，同时他还巧妙地帮助将共产国际从海外寄来的外币也顺利转换。此外，他还细心安排了那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境遇艰难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在征信所中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这些有利的途径与条件，无疑是中共将上海定位为向共产国际转交援款的关键节点的关键所在。
自1936年年末以来，共产国际陆续输送了援助资金。这批资金对于当时仅活动在陕北一隅的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特此划拨80余万美元，以供贵处使用。同时，贵处亦有望获得与该金额相仿的追加资金。鉴于转账过程中遭遇诸多技术挑战，恳请贵处竭尽所能简化转账流程。”这80万美元的援助，对于当时正处于严重困境中的延安而言，无疑如同雪中送炭，其意义非凡。鉴于获取援助资金的难度相当大，为确保资金安全并高效地到达目的地，中共经过周密考虑，最终决定委派潘汉年负责资金的接收任务。尽管如此，如何将这巨额资金安全、迅速地运送至延安，依旧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通常，共产国际发往上海的援助资金，必须经过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严格审核与正式批准。资金随后被兑换成通用的法币，并运送至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在此，联络处负责将资金兑换成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并分配到各个战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自西安事变落幕，蒋介石所许下的条款，均被严格指令需保守秘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条款竟“意外”地通过西安电台公之于众，并由史沫特莱译介，对外界进行了传播。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显得“极度”愤怒，遂决意“不再受制于这些承诺，亦不再履行任何既定之约”。此番举动，亦令其地位备受影响。（西安协议）宋子文身为担保人，内心忧虑重重，深信自己无力再担任西安协议的担保重任。这一状况充分表明，自西安事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互动依旧维系着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长期以来，两党间的矛盾与敌意并非凭借“共同抗日”的口号就能轻易消弭。
在这种局势下，指望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援助资金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当事人钱希均对此感同身受，他坚信即便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内战得以暂时平息，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依旧如故。大家心知肚明，一旦这笔捐款被他们察觉，恐怕难以幸免于被没收的厄运。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这笔援助资金，然而，要将之从上海运送至延安，不仅需要跨越漫长的地理距离，还需突破重重政治障碍。若选择将援款直接运往西安进行兑换，极易引起旁人注意。当时，潘汉年接收到的电报中，张闻天也表达出了相似的担忧：“所有前往西安的人员及其行李，都将接受严格的检查，而在西安车站的出口处，警察正在对过往旅客进行搜查。”此款80万美元切勿前往西安进行调换。若对此事稍有不慎，恐将引发资金来源的彻底断绝。”为保障援款的安全，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出经验老道的专人赴上海接收此笔援款。
在上海的时光里，他全身心投入秘密印刷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秘密工作经验；此外，毛泽民历任中央苏区首任行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长，对财政金融领域拥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由他主掌接收援款事宜，实为最佳人选。
此外，还派遣了其他人员以协助毛泽民履行职责，钱之光便是其中一员。西北外贸局局长、任楚轩（绥德分行行长）、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计员与钱希均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负责人。执行收款任务的工作人员，多数在上海秘密开展活动，对当地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且均拥有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显而易见，中共在挑选执行接收任务的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周全。
周密部署援款接收
按照既定的蓝图，毛泽民等同志曾计划在西安设立一家钱庄。遵循钱庄业务的常规流程，他们计划将部分资金调拨至西安，既保障了资金的安全，又确保了资金的迅速到账。基于此，他们决意在西安筹建一座名为“元升裕”的秘密贸易机构——该钱庄将肩负起秘密资金援助与货币兑换的双重使命。为此，寿松涛被任命为元升裕钱庄的会计。（西安工商日报编辑）毛泽民等人筹备工作井井有条，他们不仅精心挑选了适宜的住所，组建了高效的团队，还以寿松涛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正式提交了开设钱庄的申请。然而，结果既令人惋惜又在预料之中，开设钱庄的申请终究未能得到批准。他们只得亲赴上海，亲自领取援款。
1937年四月，毛泽民带领团队抵达上海，随即对收款计划进行了细致而周到的筹备。在那个时期，中共地下工作往往以机关住所作为掩护，通过分散人员和机构的策略，旨在有效降低潜在的风险。毛泽民等人迅速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其支持下，秘密设立了一家纸行，以此为掩护，便于开展各项工作。钱希均回忆起往事，提及任务分配时，任楚轩被委以纸行“经理”一职，钱之光则担任“职员”，而毛泽民与钱希均夫妇则分别扮演了“老板”与“老板娘”的角色。在安排住宿事宜时，他们亦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谨慎态度。钱之光与任楚轩选择了纸行作为他们的住所，而毛泽民与钱希均夫妇则租下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以此来彰显他们“老板”的身份。此外，钱之光的女儿、钱希均的侄女钱宛正被从浙江的老家接到上海，她假扮成“佣人”，以此避开外界的关注。至于危拱之，他则寄居在其姐姐的家中。
各项筹备事宜已万事俱备。毛泽民分期分批地从潘汉年那里接过这笔巨额资金，将其隐蔽地藏于居所之中，分布存储于多个地方，除了毛泽民夫妇，无人知晓此事的真相。为确保这笔资金的绝对安全，毛泽民精心编制了一套严密的工作程序，并特别强调，这里系党的秘密机构，未经特许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出。在必要时，毛泽民本人将与钱之光、危拱之、任楚轩进行秘密的单线沟通。鉴于款项数额之巨，深陷财政困境的延安亟需这笔援助资金的注入。中共对此资金的接收进度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在李克农率领团队从西安前往上海，继续推动国共谈判之际，周恩来特意叮嘱李克农，一到上海，必须立即与早已抵达的毛泽民商讨出妥善的运输方案，以确保援款的安全抵达。
毛泽民留驻上海，肩负起美元兑换的重任；任楚轩则全面负责货栈的经营及对外事务；而钱之光、危拱之和钱希均则肩负着秘密的使命，他们携带兑换成后的法币，将其稳妥运送至西安红军联络处。
为了业务顺畅进行和货币的便捷兑换，毛泽民时常身着合身的毛哔叽西装，或是换上舒适的毛料长衫，频繁地在证券交易所与银行营业厅间来回奔波。他时而用美元购入公债与股票，又在恰当时机将它们全部抛售，换取法币。考虑到每次兑换的金额不宜过大，他有时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于交易所，兑换流程的繁琐程度，自是不言而喻。每当手中的积蓄累积至一定规模，我便委托钱之光、钱希均或危拱之，乘坐火车沿陇海铁路将其运送至西安。鉴于款项数额之巨，且每次携带不宜过多，这一运送过程自然显得颇为繁琐。
鉴于西安事变刚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巨大震动，国民党当局对通行于各地的旅客及其行李实施了严密审查，对前往西安的旅客更是加大了审查力度。警方在出口处设立了关卡，对旅客进行了细致的盘查。为了保障安全，避免人群熙攘与目光纷扰，押款人员特地采取了低调的装扮，每次执行运送款项的任务，都选用了隐蔽性极高的私密包厢。钱之光变换服饰，时而身着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手中提携着特制的夹底皮箱。箱中虽有一处看似寻常的网栏，但其上陈列的却是饼干、杂件等日常用品，而箱底则宽敞地容纳了大量的现金。他往来于上海与西安之间，每逢遇到盘查，总能巧妙地掀开皮箱的网栏，主动迎上前来应对，借此掩饰其看似奢华的身份。钱希均则时常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眷属，或是阔绰的富商太太，将款项巧妙地隐蔽于大小皮箱之内，箱面上摆放着高档衣料，以备应对可能的盘问。有时，她还会装扮成前往西安古城烧香拜佛的香客，皮箱中的网栏除了装载少量的香烛、纸钱、供品，其余空间则被精心掩饰的钞票所填满。值得关注的是，危拱之在角色演绎上，展现了一整套独步天下的绝技。
危拱之
危拱之给埃德加·斯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江西的岁月里，他担纲红军戏剧社副社长，而到了西北，更是全权负责戏剧事务。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警觉性、灵活的应变技巧，危拱之在执行运款任务时，成功避免了任何可能的疏忽。此外，为了确保抵达西安时能顺利通过检查，毛泽民每次从上海出发，都会以含蓄的语言向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发出密电。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即驾驶小车，直赴西安火车站站台进行迎接。叶剑英、陈赓、林伯渠等同志也亲自参与了此次运款任务的接站工作。
必须明确指出，这笔援助资金并非全额抵达延安，其中一部分已被调拨至其他地区，用于采购急需的物资。根据档案资料，1937年4月28日，上海中共机关向太原联络站汇寄了三万元款项，其中钱之光自上海携带的2.4万元亦包含在内。钱之光回忆道，我党驻上海的机关分三次将这笔款项汇往太原指定接收点。随后，工作人员手持阎锡山省政府开具的介绍信，分别购买了粮食、布匹、面粉、小米等必需物资。这些物资随后通过黄河渡口运送至陕北，用以紧急支援革命根据地的物资需求。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上海接收的援助资金并非全部运送至延安，而是有一部分经过上海之手，转送至太原联络站。接着，专人利用中共中央在山西新近构建的商业贸易网络，在晋地采购了陕北根据地急需的物资，最终运送至延安。此外，据记载，1937年4月6日，毛泽东致电毛泽民，指示动用三万元资金购置十辆汽车，专责运送粮食至肤施，剩余款项则用于支付工资和汽油费用。随后，在汉口购得米粮，并转送至西安。通过各地区的贸易联络，成功购得一些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延安的物资短缺状况。
毛泽民等同志肩负起这笔援款的运输重任，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成功地在日军对上海展开大规模进攻之前，顺利完成了运款的全过程。淞沪会战爆发之际，钱之光与任楚轩遵照毛泽民的安排，率先撤离了上海。紧接着，钱希均搭乘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将军的座驾，从上海迅速启程，沿水路抵达武汉，最后转道返回西安。因危拱之身患疾病，经过治疗后，他回归西安，接受新的任务。而毛泽民在圆满完成运款任务后，继续承担党中央赋予的其他职责，随后辗转返回延安。
结语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财政经济领域，种种困境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寻求外部援助，无疑成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的关键途径。必须强调，在争取外部援助的历程中，共产国际及苏联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早期对中共的经济援助，还是抗战时期的支持，这些资金对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难关，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尽管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固然带有各自的主观意图，甚至带有明显的针对性，但在中共当时所面临的重重困境，特别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所经历的极度艰难中，这些援助依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在紧急援助的领域，俄国的作用对于中共革命事业的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说，在国人对于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解与认知中，俄国无疑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显著且持久深远。
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虽历经漫长征程，终抵陕北，然而前路仍旧充满艰难险阻。鉴于此，他们确立了“积极争取外部援助，休养生息，疗愈创伤，积聚力量，以支撑持久抗战”的经济政策。在此政策中，特别突出了“外部援助”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赢得抗战与革命胜利的不可或缺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8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从法国汇至我国，对于当时处于困境中的中共而言，无疑是笔极其宝贵的“巨额美钞”。因此，中共特地派遣精明能干的代表远赴上海，以便接收这笔至关重要的援助资金。“保障战争与革命的胜利，财政地位举足轻重”。
历史早已昭示，财政经济条件一旦充沛，中共的事业便能够蓬勃兴旺，充满生机。但与此同时，一旦陷入困境，这些条件也可能变成束缚乃至损害党的各项工作的桎梏。虽然外援至关重要，但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外援背后，往往暗藏着明显的干预意图，这无疑对中共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构成了障碍。此外，共产国际代表中，部分人能力不足，甚至有人犯了重大错误。随着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持续拓展与壮大，以及经济建设的逐步加强，摆脱对外依赖、追求独立自主，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即便没有外部援助，我国也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我国所拥有的丰富资源，都是我们坚信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的坚实保障。再加上红军过去十年的浴血奋战，更是生动地彰显了中国资源的丰饶。正因秉持这一理念，中共即便遭遇重重困境，依然将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为前进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