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的三个国军将军哥哥，蒋介石一句话，暴露了兄弟情深
1929年的上海码头，人声鼎沸，龙蛇混杂。两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人，眼神里透着一股藏不住的紧张，不停地扫视着刚靠岸的客轮舷梯。其中一人胸前别着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让周围的小混混和稽查队员都识趣地保持着距离。
当一个穿着朴素、面带风霜的青年走下船时，这两个军官对视一眼，猛地冲了上去。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们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左一右“绑”走了那个青年，塞进一辆早就等候多时的黑色轿车，一溜烟消失在街角。这出戏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务抓人，可谁能想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兄弟重逢。被“绑”走的，正是日后的陈毅元帅，而那两位军官，是他在国民党阵营里当将军的亲哥陈孟熙和堂哥陈修和。
这故事说起来，真比剧本还精彩。陈家在四川乐至也算是个大家族，陈毅这一辈，亲兄弟三个，他排老二，哥哥叫陈孟熙，弟弟叫陈季让。再加上堂兄弟陈修和他们，几个半大小子从小一块儿长大，感情好得没话说。
民国那会儿，但凡有点志向的青年，都琢磨着怎么救国。陈家这几个兄弟也不例外，1918年，陈毅、陈孟熙、陈修和三人都考进了留法预备学校。后来，陈毅和亲哥陈孟熙远渡重洋去了法国勤工俭学，一个当钳工，一个当油漆工，吃了没少吃苦。
就是这段经历，让兄弟俩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岔路。陈毅在法国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遣返回国，可他脑子里的火种已经被点燃了。回国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越琢磨越觉得这才是救中国的方子，于是在1923年入了党，从此铁了心要干革命。
可他那两位哥哥，陈孟熙和陈修和，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俩在1925年双双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个学炮科，一个学政治科，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国民党军官。那个时候国共还在合作，兄弟们见面，虽然政见不同，还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
好景不长，1927年老蒋翻脸，国共两党彻底成了死对头。陈家的饭桌上，气氛也变得剑拔弩张。陈孟熙苦口婆心地劝弟弟：“老二，那边太危险了，跟哥走吧。”
陈毅哪里是听劝的人，他把自己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共产主义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哥哥听。他口才又好，逻辑又清晰，一番话说下来，愣是把当了军官的哥哥说得眼圈通红，一句话都辩驳不出来。堂哥陈修和在一旁看着，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个弟弟是头犟牛，再劝下去，怕是连兄弟都没得做了。罢了罢了，各走各的路，看谁能笑到最后吧。
这一别，就是两年。陈毅跟着朱德、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炮火硝烟里打天下。而他的两位哥哥，也在国民党军中步步高升。直到1929年，命运的绳索再次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当时，陈毅奉命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上海遍地都是特务和眼线，稍有不慎就得掉脑袋。陈毅在厦门等船时，灵机一动，托人给在上海的哥哥陈孟熙带了封信，告诉他自己大概的行程。
他知道，这时候能救他的，只有他那两个在“对家”当差的哥哥了。陈孟熙当时是川军驻沪代表，少将军衔。陈修和更厉害，刚从蒋介石侍从室副官的位置上调任上海龙华兵工厂，人脉广得很。
接到信，兄弟俩急得团团转。他们合计了一番，就上演了开头码头“绑人”的那一幕。把陈毅安顿在福州路的新苏旅馆套房里，哥哥住外间，弟弟住里间，防得跟铁桶一样。陈修和虽然得回兵工厂，但也是隔三差五就跑来看弟弟。
陈毅心里感激，嘴上却很严肃：“我是来办正事的，时间紧。咱们兄弟情归兄弟情，公事上各不相干。”两位哥哥连连点头，他们懂这个道理。那段时间，陈毅就穿着哥哥给他弄来的新衣服，别着那枚能当护身符的警备司令部徽章，悄悄出门跟周恩来、李立三等人接头，汇报工作。
可上海毕竟是人家的地盘，待久了总会出事。一天，陈修和的老同学周光炜坐电车，一眼就瞥见了正在过马路的陈毅，吓了一跳，赶紧跑去问陈修和。陈修和心里一咯噔，嘴上打着哈哈说他看错了，回头就火急火燎地把陈毅转移到了法租界一个更隐蔽的地方。
就是在这次“禁闭”期间，陈毅并没有闲着。他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关于红四军历史、现状和前途的报告》，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九月来信”。这份报告，深刻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对当时党内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为后来古田会议的召开，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份在哥哥庇护下写成的信，对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任务完成，陈毅在1929年10月1日安全离开上海。兄弟三人再次分别，下一次再聚首，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说来也怪，陈毅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声名鹊起，成了开国元帅。他那几个在国民党阵营的兄弟，却因为性子太直，仕途走得磕磕绊绊。
亲哥陈孟熙，后来被调到西昌当禁烟专员，这可是个大肥差。但他偏不，有一次查获了一起军匪勾结的大案，缴了三千斤鸦片。对方又是说情又是派兵来抢，他硬是顶着不放。结果呢，上头不但不支持，还嫌他多事。陈孟熙一气之下，挂印而去，走的时候非但没捞一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后来他跟着川军将领郭勋祺，在1949年四川解放时，积极配合起义，也算是弃暗投明了。
堂哥陈修和，一门心思搞军工，是个技术型人才。抗战胜利后，老蒋动过心思，想让他去策反陈毅，还许诺了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司令的高位。陈修和一口回绝，说：“我弟弟的脾气我了解，不可能的。”老蒋不信邪，又怕这个军工专家一去不回，最后还是没敢让他去。
解放战争打到最后，老蒋把陈修和调到沈阳，管着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90兵工厂，还给了个中将军衔。沈阳解放前夕，老蒋下了死命令，让他炸毁兵工厂和所有重要设施。陈修和表面上答应，背地里却拖着不动，硬是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型兵工厂交到了解放军手里。这份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
还有陈毅的亲弟弟陈季让，也是国民党少将。因为哥哥是陈毅，他一直不被信任，早早就被解除了兵权。他心灰意冷，干脆在1948年回了老家乐至，后来也参与了迎接解放的工作。
你看，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家子兄弟，年轻时因为信仰分道扬镳，在两个敌对的阵营里摸爬滚打。可兜兜转转几十年，最终又都汇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洪流里。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简单地用“阵营”或者“主义”来概括。在那个大时代里，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他的道理。但血浓于水，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亲情，是任何主义都隔不断的。就像陈修和，老蒋一句话想让他去策反弟弟，他不光是知道策反不了，更是从心底里不愿意去做伤害兄弟的事情。这或许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吧，家，永远是最后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