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虎《西安事变》演蒋介石,国民党中将看后直言“背后发凉”

130     2025-08-20 06:24:40

孙飞虎在《西安事变》中扮演蒋介石,一位国民党中将观看后直呼后背凉飕飕的。

在新中国的第一批特型演员中,要说谁的家庭背景最出色,无疑就是扮演“委员长”的演员孙飞虎了。

孙飞虎于1941年在上海出生,他的祖籍在徐州。曾祖父曾在清朝当官,后来调到南方任职,于是把上海当作自己的家。

到了他祖父那一辈,赶上清末民初的变革,觉得继续做官风险很大。再加上当时江浙地区盛行经商,祖父便放弃做官,转而经商。靠着父亲留下的资源,祖父在官商之间打点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到了孙飞虎爸爸这一代,家族已经在上海住了三代。他们不再满足于祖辈留下的老生意。孙飞虎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开明的人,特别向往西方的生活,于是自学了英文,考进了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江海关工作,成了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职员。

外国公司的待遇通常都很好。孙飞虎的父亲在那里负责检查货物、办理进出口手续和缴纳税款,每个月能拿到几十块银元,此外还经常有红包和津贴之类的额外收入。当时,两块银元就可以买一担米。

孙飞虎出生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这也能看出他家当时条件不错。实际上,他父亲在当时上海滩算是高级华人,住在租界里的海关大楼五楼,那里的大钟楼现在还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经常出现在电影和电视里。

按照家谱上的顺序,孙飞虎是关字辈,他的姐姐叫孙关凤,妹妹叫孙关林。据说,在孙飞虎出生的前一天,他父亲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和孙飞虎的母亲吵架,一转头,看见孙飞虎的母亲膝下蹲伏着一只老虎。吓得他一身冷汗,于是半梦半醒之间就给还没出生的儿子取了名:孙飞虎。

孙飞虎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在家里就被当作宝贝一样宠着。

在吃饭之前,爸爸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碗筷递给他,但他还挑三拣四,不一定会接;上菜的时候,其他人不能先动筷子,得等他先看过一遍,尤其是好吃的肉菜,一定要放到他面前;如果他在吃饭时遇到了不喜欢的菜,全家人都要做好收拾残局的准备。

孙飞虎到了七八岁,简直无法无天。只要不顺他的意,不管是谁,他都动手打人,开口骂人,而且完全不听劝。出门在外,他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副小霸王的样子,到处惹是生非,学习上也没了心思。他留级了好几次,转学也换了一个又一个,每次到了新学校不久,总有家长带着受伤的孩子来投诉他。

老一辈常说“三岁看大”,孙飞虎小时候被父母宠得不像话,性格暴躁,大家都觉得他长大后肯定是个地痞无赖。没想到时代风云突变,一场改朝换代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新社会就像有一双神奇的手,把他从坏路上拉了回来,重新塑造了他的命运。

孙飞虎八岁那年,上海迎来了解放,他父亲因为长期为外国人工作,被人说成是“洋奴”,对此他父亲也只能接受。然而,紧接着他又被指责为“国民党残余”,这让他父亲感到十分冤枉,坚决不肯承认。对方则拿出了一份证据,那就是国民党在撤退时未带走的花名册,上面明确写着他是国民党党员,并且还曾担任过区党部委员。

虽然这件事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国民党的“反间计”,但在当时确实给孙家带来了不少麻烦。房子没法住了,保姆也被辞退了。以前妈妈喜欢打牌搓麻将,现在则拿起糊纸盒的工具和织手套的针线。

孙飞虎家境突然变差,变得一贫如洗。但他用聪明才智找到了正路,开始努力学习,寻找出路。

过去的差生突然变成了学习高手,初中时考进了上海市长宁中学,高中又被录取到了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在全上海可是首屈一指的,有上百年的历史,学校的牌坊还是蒋经国主持奠基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从英美留学回来,为了报效祖国而回到家乡执教,连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也曾在那里任教;学校的设施也很先进,学生们拥有很多现代化的学习资源。

学校里有校服,教室是阶梯形状的,物理化学实验室的仪器比现在的大学还要先进。

孙飞虎的家庭变故不仅仅影响了他的学业。

孙飞虎报考空军,条件都挺符合的,就是出身的问题让他没能如愿。这事儿一出来,他只好拼命学习,硬是把成绩挤到了全班前两名。

同学们都以出身背景为界,这逼得孙飞虎打破友谊的防线,拼命展示自己。

开运动会,他第一个报名。上了场,他像饿了的猎人,拼命奔跑,只为博得几声喝彩。结果,他代表上海中学参加全市运动会,跑了个前四名,还打破了区纪录。

文娱活动里,他也不甘落后。舞蹈队的伴舞,他那修长的腿在舞台上跳起了鄂尔多斯舞,还真有点边疆民族的风情。没钱买昂贵的乐器,他就用了一把用坏了无数次的旧口琴,整天含在嘴边,吹得嘴唇都起了泡,流出了脓水,最后还上了台吹了一曲独奏。戏剧组排演《火烧赵家楼》,他也参与其中,认真投入的程度连上海戏剧学院来的老师都大为赞赏。

孙飞虎平时有很多爱好,只是为了显得和大家一样,顺便培养的。他最喜欢的是理科,所以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

孙飞虎后来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高考前的那个紧张时刻,上海中学正在为高三学生举行模拟考试。

孙飞虎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老师们也觉得他考上清华的可能性很大。正当他正准备把试卷写完时,老师把他叫了出来:“你先出来一下,别考了。”

孙飞虎听完,脑袋发懵,张口结舌地问:“为什么?我又没作弊?”

“别担心,这是好事”,老师说着将事情慢慢讲了出来。原来是上海戏剧学院决定提前录取两名学生到上海中学,孙飞虎就是其中之一。简单来说,孙飞虎不用参加高考了,可以直接回去等开学了。

孙飞虎现在可不高兴了,他一心想要考入清华大学,将来研究物理,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料。老师们见劝说无效,便找来了他的母亲,希望通过思想工作来说服他。

孙飞虎小时候顽皮得很,现在却变得非常孝顺。对于他的老母亲来说,那些复杂的戏剧和物理她都搞不懂,但她只关心最实际的事情——户口。当得知孙飞虎考上上戏后还能留在上海时,老母亲毫不犹豫地为他做了决定。孙飞虎只能苦笑一下,遵从母亲的安排。

孙飞虎到了晚年,每当看到电视上表彰物理学家的画面,心里总会涌起一种遗憾的情绪,后悔当年没有坚持进入清华读书。

孙飞虎是上海戏剧学院1964级表演班的一员,班里共有20位男生和8位女生。开学的第一年,全班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穿“皇帝的新衣”,还给这种练习起了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名字——无实物练习。

这种做法太过于牵强附会了。给你一个空盘子,却让你做出满嘴生香的样子;送你一张纸巾,却要你表演出发现了一张大额支票的兴奋。明明是冷的,却要你表现得热不可耐;明明是热的,却又要你表现出冰冷的感觉。

二年级时,练习小品,得把假的东西串联起来,让它们动起来,还要连贯起来;到了三年级,就得大胆地冒充别人,不要脸红。

孙飞虎个子高大,长相偏老,所以在排戏的时候,经常被分配到一些边缘角色。比如在排演二战剧目时,别人演英武的瓦尔特,他只能演那种只是背景板的盖世太保;在排演抗战剧目时,别人演觉悟高尚的党代表,他只能演那只有两句抱怨台词的老赤卫队员;难得遇到一个以他为主角的剧目,他激动不已,以为时来运转,结果排练时才知道原来是他演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

毕业那年,上级号召大家去边疆和最艰苦的地方,孙飞虎没有遵从母亲希望他留在上海的心愿,而是选择去了一个他之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贵州。

关飞虎在贵州省话剧团待了十多年,期间他在贵州结婚生子,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在他刚结婚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先体现在文艺领域里的百家争鸣。

说到近现代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无疑是其中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展现了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努力协调各方,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事件,却很少在影视作品中得到展现。据说,作为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提出想要拍摄一部名为《西安事变》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在他去世前未能实现。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总理的遗愿,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历史的重大作品。然而,就在筹备工作刚过半时,负责牵头的崔嵬老师却因病离世,给剧组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北影副厂长成荫接下来承担了这个重任。

对他来说,这是一份公私两全的差事。从公的角度看,他要拍出一部历史巨作,以此来告慰历史,告慰先烈。从私的角度看,他的岳父申伯纯曾是杨虎城将军的交际处长,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岳父生前的愿望就是能把西安事变搬上银幕。有了这两层因素,他怎能不全身心投入呢?

因为岳父家里收藏了很多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献非常多。然而,找到能够真实再现当时重要人物风采的演员却成了难题,特别是扮演蒋介石的演员。尽管有不少人推荐和自荐试镜,但要么外貌相差太多,要么演技不够好。

“老蒋”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形象塑造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整部剧的好坏。

为了找到合适的“老蒋”特型演员,剧组特意成立了多个筛选小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演员选拔。

这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易东林向成荫推荐了孙飞虎,并给他看了几张孙飞虎的定妆照片。成荫当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只是说:“让他来试试戏吧。”

冯淳超是孙飞虎的同学,当时正在北京拍摄电视剧《陈毅出山》,在里面扮演陈毅。冯淳超看过孙飞虎演的蒋介石,觉得演得不错。后来他听说导演成荫正在为找“委员长”的演员发愁,就极力推荐了孙飞虎。

这下成荫有点感兴趣了,他指示剧组和贵州省的话剧团联系,尽快把孙飞虎调到北京来试戏。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说到“老蒋”,大家都会想到孙飞虎呢?这是因为孙飞虎所在的贵州省话剧团最近排了一出《西安事变》的话剧。在确定了我党角色的演员后,他们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扮演“委员长”。恰好团里有一位曾经是国民党中校的演员,见过老蒋,他建议让孙飞虎试一试,因为孙飞虎的身材和老蒋很像。

导演决定试试看,让工作人员给孙飞虎化化妆。结果出乎意料地好,他们把孙飞虎的头发剃成了光头,没想到他的头型和“老蒋”简直一模一样。再给他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整个剧组的人都被吓了一跳。

贵州省的话剧《西安事变》一上演,立刻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时候还是七十年代末期,距离全国解放才三十多年,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都还在世。不少曾经见过蒋介石的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夸赞孙飞虎的表演很像。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曾与蒋介石共事了两年多,看完戏后他对孙飞虎说:“看了你的演出,我背后直冒冷汗。”

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西安事变》在全省上演了超过一百场,每场都座无虚席,大多数观众都是为了看“委员长”一角而来。主演孙飞虎因此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渐渐地,人们开始传颂孙飞虎演得非常像“委员长”,这一消息在业内也广为流传。

因此,成荫面前才会有易东林和冯淳超的共同推荐。

孙飞虎接到试镜通知后,在剧团的催促下乘飞机去了北京。到了之后,他特意去理发店,把留了不久的长发剃掉了。第二天,他准时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试镜。

他一进门,摘下帽子,成荫的眼睛瞬间亮了,简直像极了。

他马上找了“周总理”的特型演员王铁成,为孙飞虎配了两段戏。

这是中国电影中首次展现周总理和委员长的历史性握手。

戏一演完,成荫拍了拍大腿说:就是他!

他和周围的人打趣说:“怪不得找不到会长,原来他跑到贵州躲起来了。”

当天晚上,成荫兴奋地给编剧打了长途电话,乐呵呵地告诉他:“‘委员长’找到了,我们的剧可以开拍了!"

成荫这个人特别注重实际,尽管离正式拍摄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要求孙飞虎开始准备角色,就像是下了个“宅家令”。

对于孙飞虎即将饰演的角色,成荫给出了指导方向:“老蒋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演员,你要努力挖掘他的真实面貌,把他当作一个真实的人来表演,不要把他描绘得过于负面,要保持艺术上的公正性。”

为了更深入了解蒋介石,孙飞虎开始搜集相关信息。他访问了多位前国民党高级军官,收集了不同时期的蒋介石照片,并前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的手稿。此外,他还到电影资料馆观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纪录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蒋在他心中的形象逐渐变得更加立体生动,不再只是那些刻板的面孔。

比如老蒋在日本留过学,平时注重仪表,但年轻时也曾在风月场所留连,因而染上了梅毒;到了中年,他开始节制欲望,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但对于身边的亲人却颇为宽容,这使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围绕在他身边,获得了不少财富。

而且老蒋的脾气很难猜透。

据《西安事变》的编剧郑重介绍,每年元旦,老蒋都会举办晚会邀请他的亲信参加,被邀请的人还可以带上两名同伴,以此来显示他的恩宠和重视。

在一次元旦聚会中,军统的头目戴笠也被邀请参加。戴笠心里挺犯难,到底该带谁去呢?不能不去,但也不能随便带人。他想了想,最终有了主意。

那天晚会上,老蒋一到场,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老蒋照例按着老规矩,挨个桌子给亲近的人敬酒,表示信任和亲近。

临到戴笠这桌,戴笠起身,向老蒋介绍了他带来的两个同伴。

“这位是孙铭九先生,”话一出口,全场都惊住了。孙铭九曾是张学良的侍从官,当年就是他在骊山将蒋介石抓了起来。今天戴老板特意把他带来,这不是故意让委员长难堪吗?

蒋没想到孙铭九放下酒杯,突然一把抱住了他,显得格外亲热:“你真是个英雄,中国也只有你能抓到我了,干杯,我敬你。”

接着,戴笠又站起来介绍第二位客人:“这是张国焘先生。”大家再次感到惊讶,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虽然投靠过来,但委员长并不怎么喜欢他!

老蒋又举杯,向张国焘敬酒。

第二天,蒋在宴会上的表现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了。他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态度:放下过去的恩怨,以和善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

孙飞虎为了研究老蒋的性格,就像在知识的海洋里找宝藏一样,认真又仔细地翻阅各种资料,有时候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他经常装病待在家里,整天抱着酒杯,一个人琢磨着怎么去揣摩老蒋的想法。有时候他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演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就会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又开始折腾。

孙飞虎全身心投入,表演得非常投入,这种忘我的状态让《西安事变》的拍摄得以顺利收尾。

《西安事变》电影上映后,引起全国轰动。这是老蒋第一次在银幕上以较为温和的角色出现,意义深远。就连邓公也看过这部电影,并在一次内部谈话中特别提到——《西安事变》拍得不错,国民党人物演得都很生动,尤其是蒋介石,演得很成功。

这是来自高层对孙飞虎的高度评价。

孙飞虎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剧中,就因为在《西安事变》里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比扮演毛主席的古月还要幸运。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这部剧基本上都是老戏骨,他们的演技非常好。如果在演技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得从其他方面找亮点了,比如说——角色是否自己配音。

历史上,老蒋说一口地道的宁波话,很多人别说模仿,就连听都听不懂。但孙飞虎却不同,他是上海人,从小就学会了宁波话。而且,按照导演的要求,老蒋在剧中说的宁波口音普通话,观众才能听懂。这就让孙飞虎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一口流利的宁波普通话,比上海话还要好听。

相比之下,古月就显得逊色一些。他非常勤奋,为了学说毛主席的湖南口音,特地多次前往韶山,但还是没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作为首部描绘“西安事变”的电影,《西安事变》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还引起了台湾的关注。据台湾友人回忆,《西安事变》在台湾上映后,蒋经国特意抽时间完整地观看了这部电影。

这时,旁边有人正好打趣地问道:“您觉得这个扮演蒋介石先生的人像不像?”

蒋经国微微一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意地评论起了其他演员:“谷正纲演得不太像。”

旁边的人心照不宣,这不是在间接地说孙飞虎演得很像吗?

蒋经国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是:“中共在描述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是比较公正的。”

孙飞虎成名以后,常常到上海浦东的老家去看望母亲,住了几天。每次见到他,母亲总是摇着头叹气,不停地责怪自己:“都怪我,怎么养了个长得像老蒋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