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集团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以“病亡”二字，简要传达了“文革”时期权贵张春桥于4月21日离世的消息。张春桥已逝。然而，这一天所结束的，不过是一具肉身，而他的政治生涯，早在“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便已画上了句号。

1981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下，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首要主犯，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这一判决，是对其一生功过得失的最终定论。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张春桥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角色，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未显赫。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他迅速攀升，一跃成为我国政治舞台的最高层，跻身于“文革”副组长、政治局常委以及副总理等重要职位。

在“文革”那段波澜壮阔的十年政治岁月里，张春桥身处“中央首长”的显赫位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搅动风云，成为“文革”期间极左派系的领军人物。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张春桥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其身影无处不在。在那个时期，所谓的“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为旗帜，而在“文革”后期则被统称为“四人帮”。

历经夺权造反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清洗，“中央文革”的“首脑”仅存三人，分别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十大”会议之后，王洪文凭借工人造反派领袖的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内形成了以“四人帮”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郭沫若曾在词作中对这四位人物逐一进行了精辟的点评。称王洪文为“政治流氓”，姚文元为“文痞”，张春桥为“狗头军师”，江青则被冠以“精生白骨”之名。世人普遍认为这样的评价颇为贴切。

四人分量各异。

王洪文虽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之高位，实则源自“文革”时期的造反运动，本质上仍是一位“勇敢分子”。然而，其政治素养有限，难以承担起重大局面的重任。

姚文元在文坛上被诩为政治的搅局者，其所长之职主要在于推行偏左的舆论导向，实则缺乏真正的政治才能。

江青，作为“文革”派的核心人物，实则才疏学浅，言语无忌，常以闹事和撒泼为乐，招摇过市，迷惑众人。她所依赖的，不过是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春桥，沉默寡言，但他的政治履历却远胜他人。他不仅写作敏捷，理论造诣亦高出姚文元一筹，且心思缜密，权谋策略独到，更不缺乏推行“左倾”政策的勇气。他不仅是“文革”的点燃者，更是“全面夺权”的始作俑者，同时，他也是坚定维护“文革”路线，力挺周、邓两位领导纠“左”整顿的一线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

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因此，张春桥深得领袖青睐，参与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的制定，这些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他由此跻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位，实现了从上海走向中央高层的跨越性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负责处置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所率领的群众引发的“安亭事件”。当时，他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排名末座的副组长，却公然违背中央的指示和市委的指导意见，擅自依据造反派的要求签署了协议。

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

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

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

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

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受到重用。

自张春桥被逮捕后，在预审初期阶段，他尚能开口言谈，但面对重大问题，他却有意回避。

对于王洪文前往长沙诬告陷害周恩来总理的行为，张春桥起初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持相同态度，均表示愿意参与。

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审讯者追问：“在拱倒周总理和邓总理之后，你们打算让哪位人士担任第一副总理，并继任总理一职？”

此刻，张春桥正说得兴高采烈，全然未料到会有提问，于是不假思索地回应道：“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接手。”

......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举行了张春桥的庭审。审判员王战平向张春桥提问：“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您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等同于‘改朝换代’，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在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中，徐景贤披露了1967年9月的一个历史时刻。当时，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的小礼堂接见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并宣称“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张春桥进一步强调：“今日之景，除了我徐景贤之外，已无一名旧市委成员，这才真正显现出‘改朝换代’的雏形。”

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马天水回忆称，张春桥在与他交谈时，曾严厉指责某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改朝换代——缺乏深刻的理解”。

法院传唤了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的主要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在证词中提到，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邀其进行谈话，当时张春桥曾言：“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一场改朝换代。”

张春桥审判中始终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