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我给胡宗南打了个报告，意思是说：现在那个日伪蒙疆自治政府，头儿是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大家都叫他德王；管日常事情的是政务院院长吴鹤龄，他还有个名字叫吴梅轩。管军队的是司令官李守信，大家喊他李子忠，参谋长是乌古廷，他还有个名儿叫吴臻泰，是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德王和李守信我都见过，但没一起工作过。那个吴鹤龄，他跟我共事了好久，他是德王的“军师”，啥事儿都得听他的。说到军队，虽然李守信是司令官，但实际上是参谋长乌古廷说了算。乌古廷跟我是老乡，小时候还一起玩过。现在看形势，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儿。要是想让德王、李守信他们早点儿“回头是岸”，最好是通过吴鹤龄和乌古廷去劝劝他们。你给我这个说客的身份，我去跟吴鹤龄和乌古廷聊聊，保证能说服他们。

那时候，胡宗南觉得这事儿能行，就让他的参谋处第二处副处长刘庆鲁来找我，商量具体的操作办法。

刘讲道：“你作为本部的参议，处理这件事正合适，不用再另外给你个头衔了。”我回应说：“我琢磨着派两个人去北平联络，可这费用该怎么解决呢？”刘说他也没办法。又过了几日，刘写了封信推荐周烈范（周子洪）给我。周是政治部宣导组在西安的头儿，家就在西安市大车家巷5号。我跟周说了说这事儿，周立马给政治部第三处处长梁容浔写了封介绍信。没多久，重庆蒙藏委员会就公布了我当委员的事儿。

1944年快入冬时，我去了重庆，顺便找了梁容得聊了聊，挺投机的。他告诉我，政府现在专门拨了笔钱来处理一件事，他可以跟张治中部长说说，让我负责。我说想再要两个人帮忙，梁答应了。我就推荐了姚海曙和李治平。那时候我在西安，李治平在天津忙着商栈的生意。在从重庆回陕西的前一天，张治中部长在重庆两路口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见了我，简短地鼓励我说：“好好干，遇到难题就找梁处长商量。”

12月中旬，我回到西安后，立刻让姚海曙悄悄去北平，先去找李治平，然后再联系吴鹤龄和乌古廷。乌古廷是吴鹤龄的舅舅，他们俩经常一块儿活动。有一次，有人办寿宴，姚海曙和李治平就借着这个机会去找吴鹤龄，但吴鹤龄躲着不见他们。后来乌古廷出来解释，说他们俩是伯承那边派来的，已经和我见过好几次面了，吴鹤龄这才肯见他们，并且聊得很投机。吴鹤龄和乌古廷都表态了，说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立刻“起义”。姚海曙和李治平拿到这个结果后，就绕道绥远省的陕坝回西安复命，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在陕坝，姚李二人通过张励生的介绍，被傅作义将军任命为第二战区的别动队司令和副司令，然后回北平去接管热河省的政务了。这事儿先放一边。

那时候，德王和李守信都在假蒙疆政府的张家口。蒙古国的乔巴山元帅带着骑兵到了锡林郭勒盟的西苏尼特旗，把德王的老窝给端了，张家口的日伪蒙疆团伙一下子就散了。德王和李守信没地儿去了，只好跑到北平找吴鹤龄和乌古廷商量对策。吴和乌说：“陈宣导委员已经帮我们在重庆那边搭上线了，但现在找不到姚李两人。没办法，德王、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四人就直接发电报给重庆的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还安排了一架原本要接美国驻华大使去昆明的飞机回来接他们。飞机路过西安时，刘庆曾带着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命令飞到北平，让德王和李守信他们搭这架飞机去西安。他们一行七人到陕西后，住在省政府招待所，我还见了他们。那时候，熊斌被蒋介石派去当华北宣抚使，准备到华北去安抚那些杂牌日伪军（包括蒙古军）。熊从重庆回西安时，我接到了政治部宣导组的指示，让我和他保持联系。所以，我马上跟熊说了李守信他们到西安的事，想让他见见他们。但熊说没必要，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个任命状，让我转交给李守信。我一看，那是个小白本，上面写着“任命李守信为华北第十路军总司令”，还盖着军事委员会的章呢。

当我把蒋介石给李守信的任命书递给他时，他兴奋得差点蹦起来，一个劲儿地说：“兄弟，你真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他还发誓：“从今往后，我这条命就交给委员长（说的就是蒋介石）了。”我送他们到宝鸡，但因为飞机上没我的位置，就没跟他们一起走。听说到了重庆后，他们一度被军统局盯着，之后他们具体干了啥，我就不知道了。1946年秋天，蒋介石挑起内战，李守信带着他那帮伪蒙古军的一部分跑到热河省开鲁县，跟人民解放军对着干，结果大部分都被消灭了，他只好化装逃到沈阳，又回了北平。到了1949年，李守信在西蒙乌拉山区被人民解放军给抓了。

根据日伪蒙疆自治政府的统计，他们手下管着十多个师。其中，达密林苏龙师和乌勒吉鄂其尔师是完全由蒙古人组成的两个师。在“八一五”那天，苏蒙军队来了，就把这两个师都带到了乌兰巴托。经过一段时间的短期培训后，他们又被送回了内蒙古自治区。

另外，他的参谋主任宝紫宸（后来还代理了参谋长一职），在1949年领着一些蒙古军在西蒙的乌拉山区阻挡解放军，据说他和德王一块儿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