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夜，合肥火车站的候车室灯光昏黄，几名来晚的干部一边哈着白气，一边核对次日的行程。此时，年近五十的李葆华刚结束在皖北的调研，他裹着厚呢大衣站在窗口前，看着检票口方向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自觉地想起父亲李大钊当年在北大图书馆的身影。那晚，他第一次听见身后有人喊“李青天”。喊声不高，却透着调侃。这声招呼来自一位身材高挑、神情爽朗的女同志——水静。两人均未料到，短短一句玩笑，竟为数十年的深交埋下伏笔。
水静之所以出现在车站，是因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突然收到中央电话，急调北京。作为机要秘书兼夫人，她得先为丈夫买到一张迟到的卧铺票。排队时，她看见不远处的李葆华，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副细框近视眼镜。光线在镜片上反射出一条细亮的边，像昔日北京琉璃厂的窗棂，让人无法忽视这位斯文的革命家。她忍不住对旁边的铁路干部小声说：“他可不像省里的大官，更像教书先生。”
不久后，国家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期。1960年春，华东局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重点讨论粮食调拨与灾荒救济。会前的简短寒暄里，水静再次碰到李葆华。见面才几分钟，水静便发现他随身只有一只旧帆布挎包，里面除了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便无其他。与那些携带秘书、警卫的高级干部相比，他俨然身处普通科员的行列。水静边倒茶边感叹：“安徽的父母官竟这般简朴，怪不得老乡喊他李青天。”李葆华闻言，只轻轻摆手：“吃紧的日子，我若讲究，怎么向灾区的群众开口？”言辞质朴，却胜过夸夸其谈。
会议期间，李葆华详细汇报了皖北、皖西旱情。为了这一份数据，他早在春节前就晕车颠船，跑遍寿县、阜阳、毫州，甚至深夜还要点着油灯翻阅县档案。与会同志敬佩之余，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傅作义当时任水利部部长，略带玩笑地劝道：“李兄，治水也得治身，咱们老骨头可经不起连轴转。”李葆华只是笑：“老傅，你我身上多少还流着北方寒风哄出来的硬气，扛得住。”话虽轻松，眉宇间却掩不住倦意。
1962年1月，中央决定调整部分省市主要负责同志。李葆华由水利部副部长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年仅五十三岁。履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搬进新公馆，而是从合肥坐慢车赶到凤阳小岗，查看春耕墒情。两天两夜换了三次车、走了十几里泥路，同行人员都喊累，他却精神抖擞。返城途中，他又顺道去安徽医学院看望因营养不良住院的学生，送去一袋红薯干。那袋红薯干后来被学生们锁在宣传橱窗，写着“李书记的心”。有意思的是，此举还意外引来其他高校学生的热议，一时间“朴素书记”成了校园谈资。
紧接着，是华东局在上海的半年例会。为增进沟通，大会结束当天，组织者安排在永安大楼顶层设宴，席间烟火气浓重，推杯换盏之声不绝。桌上坐的是各省书记和家属，气氛却不像官场，更像老友会。那夜，无人计较座次，连杨尚奎也只穿一件深色中山装。众人寒暄几句后，话题不知怎的拐到酒量上。李葆华向水静扬杯：“上回车站你喊我李青天，这杯就当回敬。”水静毫不示弱：“书记真要敬，咱就干脆比试。”一句放话，点燃了全场的兴致。
酒过三巡，李葆华脸颊已呈桃红，语速仍沉稳。与会者原本以为水静会先撑不住，毕竟她身形窈窕，看着不占酒量优势。然而事实偏偏相反。李葆华第四杯下肚后，眼角红丝初显，举杯动作放缓。旁边的傅作义悄声说：“葆华再拼就悬了。”另一边的杨尚奎却半真半假地扬声：“咱一向服从中央，今儿就服从夫人，停！”众人哄堂大笑。
不料掌声落定，李葆华仍和水静再碰一杯。那是浓度不低的绍兴花雕，入口绵，后劲猛。水静饮罢不过轻轻摇头，李葆华却觉脚底发虚。杨尚奎见状立即拉起他的手：“老李，火车点快到了，再不走你就要‘留守’上海了！”几位工作人员赶忙搀扶他离席。李葆华扭头，还不忘朝桌边举杯示意：“诸位，同饮同醉，改日安徽再叙！”
谁也没想到，就在上海至合肥的夜车上，这位粗看文弱的第三书记竟闹了大笑话。列车开动不到半小时，他倚在包厢门口，苦着脸向秘书打手势：“水拿来。”水袋递到嘴边，他先呷一口随即全吐。那夜，他吐掉的不仅仅是酒，还有几块在宴会上被热情同事硬夹的红烧肉。整列车厢闻者唏嘘，看护他的警卫小声转述：“咱书记连站都站不稳，还在念叨‘可把我害惨了’。”
这句“害惨了”第二天便成为会议花絮，被与会者私下传唱。水静事后得知，哭笑不得：“书记，我敬您是长官可不是要灌您，是您自愿举杯的呀！”李葆华摆手：“算我轻敌。”
1964年春，安徽遭遇特大水灾，巢湖、淮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李葆华冒雨奔赴堤坝前线，脚穿解放胶鞋，头戴草帽，同民工们一起加固河堤。事实上，他前夜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但手术切口还未拆线，医生极力反对他出差。得知病况的杨尚奎专程打电话劝阻，电话那头传来轻轻的喘息声：“我若不去，群众心里没底。”
同年秋，李葆华力排众议，推动恢复皖南山区茶园，倡导“人种山管”政策，减轻林地乱砍。有人质疑：灾后不先抓粮而抓茶是否本末倒置？他阐释道：“粮食靠平原，茶叶靠山区，两路并行，谁都不能丢。”此举为后来的茶业出口奠定了基础，几年后省财政收入因此增加数千万。许多当年参加调研的年轻干部回忆，在山路里走到深夜是常事，领导只带一包炒蚕豆，一路分给大家充饥，“书记分到自己手里时常常只剩几粒，却仍笑着说有盐味，多香。”
1971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对各地领导班子再度调整。李葆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刚上任，他就召集行长办公会议，提出“货币发行由农忙节奏倒推，别让农民卖粮却拿不到现金”的思路。会上，他仍穿那件旧灰色中山装。一位副行长私下打趣：“李行长是不是没换行头？”李葆华回答：“银行是服务人民，不是顶礼排场。”一句话说得众人哑然。
1976年清明前夕，中央机关老附中宿舍里灯光微弱。窗外杨树枝叶翻飞，仿佛为这座城市写下不吉的序曲。那一年，全国很多干部经历了巨大的情感震荡。杨尚奎因病在南昌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讣告送到北京时，李葆华刚结束国务院金融小组例会，深夜独坐办公室，久久无言。他让秘书把门关上，然后缓慢写下一行字：“尚奎同志，一路走好。”墨迹刚干，台历翻到4月，他抬手捂了捂胸口，似在压着突兀的疼痛。
四年后，1980年秋，人民银行在南昌召开全国系统工作会议。李葆华已升任行长，头发花白，声音较往日更低沉。水静从报纸上得知他要来，立即托朋友递了张小条子：“兄长若有空，请到家中喝茶。”李葆华看后，点笔回批“准时拜访”。果然会期第三晚，他与夫人赵慕愚准点到访。厅堂里没有繁冗礼节，水静捧出一壶新采庐山云雾，三个人围桌而坐。李葆华轻抿一口，微笑：“茶香似故人。”屋里安静了十多秒——那是属于故友的默契。
谈及杨尚奎，谁也没哽咽，反倒都轻声说笑。水静半开玩笑提起当年的拼酒：“行长如今还敢和我拼吗？”李葆华抬手虚晃：“贤妹，往事到此为止，再拼我可真要‘害惨’。”众人一笑，杯中茶水却因灯光而泛出深色涟漪。
告别那天，雨后晚风吹起弄堂的槐花香，李葆华站在门口，略弯身子握住水静手腕：“保重。”两人四目相对，并无太多言语，几乎同时松手。汽车拐出巷口，轮胎溅起积水，镜中倒影晃动，像极了年少时在北平积雪路面留下的车辙。
此后十年，两人频繁通信。信里多是家常：天气、粮食、银行发行的新版纸币，也偶尔提到当年华东局会议后的醉态：“那一跤，险些跌坏了我这条老命。”水静复信说：“若真跌坏，淮河大堤哪能守得住？酒杯虽小，竟牵出很多因果。”李葆华读后摇头失笑，提笔批注：“酒可误事，但没误情。”
1994年2月，李葆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讣告传到南昌，水静坐在老木椅上，沉默许久。窗外斜阳照着院里梅枝，她抬起头，像是对着空气轻声说：“书记，一路顺风。”那年，她已七十六岁，仍保存着一只旧搪瓷杯，杯底写着“上海会议留念，一九六二”。白瓷因岁月变得暗黄，杯身略有磕碰，却不曾被扔掉。杯子的存在，见证了往昔起伏，也铭刻了一个时代干部间最质朴的友谊。
对于后人而言，“李青天”不过一个随口的外号，“害惨了”听起来只是一句酒后自嘲。但在那些真切经历过三年困难、洪水、经济重建的人眼里，它们是沉甸甸的符号，链接着北漂烈士之子与革命干部后代的情谊，映照出新中国草创年代的坦荡、朴实与担当。李葆华曾说，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做点该做的事”。正因为这样，酒局上的玩笑才尤显珍贵——笑声背后，是一个人始终如一的信念：不管职务高低，都要先把自己摆进普通群众的位置上。
余音未歇：一场酒局折射的时代情怀寿阳河畔，至今仍流传着1970年代安徽李书记下乡的趣闻。坊间说他夜宿农舍，临睡前与水静来往的信件摊在油灯下阅读，那些纸页有汗水印迹，也沾了稻草味。李葆华常把信折好放进枕头边，次日再启程去巡堤或者入户访贫。若有人问“书记，您为何对一个省委夫人如此看重？”他总半开玩笑答：“她敬我一杯酒，我得还她一份踏实。”这话乍听像打趣，细想却不难发现，他把同事间的互信看得比头衔更重。
1983年，金融体制改革酝酿，李葆华率队赴上海、广州、深圳考察。那时南方沿海城市正悄悄按经济特区的思路试水，外汇管理、信贷松绑等新事物层出不穷。出发前夜，他给水静写了封信——信里没有宏大叙述，只一句：“若要改制，先要摸清百姓从钱袋到米袋的距离。”次年，人民银行制定差别化贷款细则，明确县、乡信用社优先扶持春耕周转，某种意义上印证了他的理论。水静回信：“看似一句浅话，却要靠很多杠杆和数据来撑；幸好您还爱跑田埂。”
后来，有年轻记者采访水静，问她最钦佩李葆华哪一点。她翻开一本旧影集，指着旅途中随拍的照片：“他喝醉也好，摔倒也罢，从不掩饰自己的短板。可等转身投入工作，绝对是个呕心沥血的人，这种反差让他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是否也能做到言行一致。”记者把这段回答写进稿件，标题叫《做官先做人：李葆华的另一面》。稿件版面不大，却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人说“我父亲那辈人都还记得他带回的红薯干”，也有人感慨“干部该多学他‘三不’作风”。
1991年夏末，北京厂甸旧书摊出现一本泛黄的《李大钊文集》，扉页空白处可见李葆华的淡蓝色钢笔字：“不负先烈，不欺来者。”摊主告知，这是生前委托人转让的旧物。消息传到南昌，水静马上托人买下。她给卖家留话：“这是老友的家信，理应回到熟悉它的人手里。”书寄到南昌时，内页已被翻得有卷角，夹着一张汇款单——李葆华曾寄钱给北大图书馆，写明“购置俄文版《资本论》片段”。那一刻，水静恍然明白：他不善言辞，却始终用行动续写父辈的精神血脉。
或许，李葆华与水静喝酒，不过是一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微小浪花；然而正是这微小的浪花，折射出彼时干部与群众、个人与时代的交互方式。时代不断更迭，口音、服饰、官职都会变化，惟有质朴诚恳之心最为长久。李葆华用一生诠释了“先做人再做官”，而那句“可把我害惨了”则像一枚解压阀，提醒后来者：再高的位子，也别忘了在酒杯旁露出人性的温暖与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