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先念传》的记载，1938年11月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后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到李先念，告知组织决定派遣他前往129师任营长，并征求他的意见。

李先念在川陕根据地时期，已是红四方面军的军级领导，还先后与余天云、程世才搭档，担任红30军政委。红军编入八路军后，大多数原有军级以上干部也都被调整为团级职位。李先念此次若从军政委“一落到底”成了八路军营长，一下降了六级，这样的变动对于许多人来说，难免心有不甘。

面对谭政的询问，李先念却答道：“我接受组织的安排，只要能拿起枪抗击日寇，我就没什么意见。”

几日后，李先念正为即将赴任做着准备时，毛主席亲自召见了他。毛主席问他是否已被安排去129师任营长。得到肯定答复后，毛主席显得十分不满：“这安排太不公正了！”思索片刻，他又问：“你认识高敬亭吗？”

高敬亭出身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时，红25军在当地坚持斗争，后高敬亭所率红28军继续留守，日后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由他担任司令员。

李先念坦承自己与高敬亭在鄂豫皖时期就已相识，于是毛主席立即做出决定：李先念调往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原定由总政治部做出的安排被随之撤销。

李先念为何险些被连降六级？毛主席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曾有专门提及。他回忆道，延安整风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一再批评检讨，被认为认识不到位，几番检查仍然不“彻底”，弄得大家苦不堪言。谭政在延安曾统计过四方面军干部的任职，发现大家多被安排做后勤、事务性工作，鲜少涉足政治领域，理由只是因为“文化低”，实际上还是组织上的不信任。

毛主席指出，三个方面军理应一视同仁，四方面军的贡献和荣光不应被忽视，用人要公道。正是在毛主席的干预下，1939年初，李先念带领160名指战员挺进豫鄂边地区，组建新四军豫鄂边纵队，并由他出任司令员。

此后不久，这支队伍开始日益壮大。到皖南事变前夕，李先念领导下的部队已由百余人扩展至万余，达到一万五千多人。而在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支队伍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担任师长、政委及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

第五师不断发展壮大，为完善其党委的统一领导，1943年2月，李先念建议中央撤销军政委员会，成立直接领导的边区党委，并提出由陈少敏或任质斌担任书记。不久后，中央回电，决定由李先念本人担任区党委书记。李先念坦率回信表示，自己对此职位诚惶诚恐，建议另选他人。中央回复：“此职非你莫属，决定已定，暂不再作变更。”他还是承担了这一重任。

李先念不计较职务高低，谦虚谨慎，这并非个例。1954年，小平同志调任中央秘书长，财政部长人选一度悬而未决。陈云随即推荐了时任中南局第三副书记、具备丰富领导经验的李先念，理由为其年轻有为、头脑清楚、善于数字管理，同时学习能力强，历次工作都取得突出成绩。

李先念被召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他坦言自己觉得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希望考虑换人。而毛主席却打趣道：“你要是不干，只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了。”机锋中流露严肃，李先念当即表态愿意接受组织决定，尽全力把工作做好。

履职两年后，李先念很快以业绩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认可。1956年八大召开，李先念不仅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还在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时成为六位新晋人选之一，与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以及李富春同列。

得知这一结果，李先念感到意外和压力重重。当晚他给陈云、小平写信陈述自身资历和能力天赋实愧不敢当，请求将名字撤下，宁愿在中央机关做具体工作锻炼自己。

中央最终还是坚持了原有的决定，评价李先念代表性强，获得高度认可，保留他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

很快，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年仅四十七岁的李先念正式当选，成为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一员。

（注释部分内容已省略）